张念是艺术家，他选择在长安街迷路，他行为着，但不艺术，没有观众，就自己当自己的观众。那些观众是如何消失的，风消失在风中，如果时光能倒回20年，当代艺术成了白头宫女，那些倾国倾城的繁华往事呀。那时真热闹，而现在更热闹，当人类的行为比艺术还艺术，比如恐怖分子，现实比虚构还虚构的时候，比如今年五一节，银行突然停贷，让很多民营企业突然昏厥。我们最常用的感叹是“天啊，这是真的！”这样，艺术家注定消亡，在人群中，形迹可疑。

　　阿多诺式的警句再次回响：9·11之后，俄罗斯北奥提亚人质劫持事件后，艺术是可耻的。但艺术还得继续可耻地存在下去，它像一个惊叹号，它的隐喻功能，被恐怖分子劫持之后，组织大规模的观看，在媒体时代成为可能，艺术家的逃亡再所难免。

　　艺术是啥，它成了一件凶器，先刺伤艺术家本人。这些识读程序上自动书写的病毒，在扰乱既定意识形态系统，失语是我们普遍的表情。现代艺术早就完蛋了，被1955年的杜尚扔进了垃圾筒，扔掉的是一张达达们开展的门票，杜大师成了预言家。

　　艺术劫持了现实，在讨价还价。深圳的华侨城，城中新贵大部分住在那里，有个艺术家在那里围了一块地，做了个工地的脚手架——这是真的，我再次强调，引起周围居民的不满，他们要起诉艺术家，干扰了他们的生活空间。脚手架以艺术的名义，让人不安和难堪，作品演变成公共事件，还在延续……

　　正如死在威胁生一样，事端在挑衅安逸，恐怖在否定“历史的终结”。城里的艺术家，他们无所事事，于是，你会发现，一家一家装修别致的餐馆，冒了出来。餐馆的老板，那些过去的艺术家， 以品位的名义在凭吊艺术。收银机哗啦啦的欢呼着，那些还没有开餐馆的艺术家在问，开还是不开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
　　张念就一直被这个选择题所困扰，本来他设计公司的墙上，挂满了过去作品的图片，客户一来就问，你原来是艺术家呀。现在，这些作品堆放在角落，布满灰尘，不会有人知道他的过去，这样，掩埋自己的来历，会让艺术家心里好过一些。

　　一个克己、理性、表情坚定的生意人形象是怎样覆盖了神经质、敏感、神色恍惚的艺术家，这是我们时代的秘密。拜物教和拜神较不是一种严峻的选择，谁压倒谁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。非要在商业和艺术二者之间制造紧张关系，让他们彼此难堪，相互鄙薄，除了为难自己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正如我们去问恐怖分子，你为什么要消灭自己，是的，把自己干掉是最极端的体验了，但在零死亡要求下的国家意志，无力破译这恐怖话语，这是两个无法兼容的系统。要么是艺术的，要么是反艺术的，要么是正义的，要么是邪恶的，关于艺术的想象和关于邪恶的想象一样，是想象在控制世界并制造恐怖，当我们惊呼，上帝，这是真的，艺术才终于成为一种不可辩驳的逻辑，艺术才真正地具备了现实感，公共性与大众的品格。

　　当艺术家把自残的肉身，当成作品，挂在展厅的时候，在强烈形象的刺激下，我们的自虐意识突然被摊在了聚光灯下，恶心和呕吐，身体不适，甚至引发了观众投诉艺术家的事件，那么艺术作品既是罪证，同时也是触目惊心的控诉词，原告与被告就这样重叠了，这个世界没有谁是无辜的，当丑闻、灾难、基金黑幕、司法腐败、公权越位发生的那一刻，时间休克，谁也无法幸免。

　　诗人里尔克说，艺术作品是危险的产物，于是艺术家不得不和他的作品一同毁灭，当极端体验已经不再是艺术家专利的时候，艺术家降格成一个肇事者，生活地形图上的间歇性阻滞，让他们的想象力，偶尔地派上了用场。

　　观念艺术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，我宁肯把它理解为一种思维的在场，任何地方，任何时候，思考发生了，并且这样的思考不指向任何功利目标，那观念艺术就在那里了。比如，在候机楼，你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从这里到那里，无法停息，你就觉得好笑，那一刻你在笑，就是观念，就是艺术。看到一则新闻说，有个人靠在候机楼的栏杆上打电话，栏杆就这样断了，他掉下来，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这样说，并不是无视某种伤痛的发生，惋惜生命，当然要惋惜，可是，在忙碌而方向明确的人群中，死亡成了一种否定的力量，在反对这个最体面最安全的场所，意外，惊竦、震撼，这就是让艺术家望尘莫及的现实。

　　而如何打通现实与艺术的通道，张念的焦虑在此发生。除非你足够虚幻，或者足够现实，再或者，经由虚幻抵达现实，消灭艺术与真实的界限，以此来拯救自己，而不是艺术。于是，张念总结说，这些年唯一完成的作品就是我自己了。当初那个乌托邦——圆明园驻村艺术家，成了午夜惊魂的内在元素，铺天盖地的白天，没完没了的日常生活，拒绝梦游者，但这并不影响一个男人，一个丈夫，一个孩子的父亲，坚持对自己的承诺。这承诺牵引着他在人群里保持警惕，他试图捕捉点什么，他把捕捉到的呈现出来，就是我们看到的《失重》作品集。

　　这些都是非常真实，但又非常的不真实，它们出现在日常断裂的间歇时刻，一个瞬间，一种说给自己的喃喃细语。张念不够极端，极端已经让位给恐怖分子了，而平静成了艺术的修饰词，平静像一个虚幻的梦，注视着这个浮躁不安的时代。张念找到了表达形式的对比度，一种凝神屏息的疯狂。装置显得饶舌而无聊，架上的前现代心情已经泯灭，设计转手倒卖给了商业客户，艺术家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幸好他还有眼睛和他的镜头。张念说，他最迷恋的还是摄影。

　　肉身是如何被肉眼所替代，当代艺术的极端化表演如何走向平静的注视，这是张念个人的创作提出的问题。如今在表演的现场，在文字的现场，出让肉身，成了前卫和叛逆的代名词。这样，最前卫的当算恐怖分子，肉身被高度符号化，形象反而变成了视觉纬度上的盲点，这绝对的沉默把一切带向死亡，包括艺术。肉身嵌入的是布置好的场景，而非现实，肉身可以是任何东西，除了成为它本身。肉身是孵蛋的“母鸡”(张念1989的行为艺术)，是炸弹、是性快感的引擎、是身份的物质载体，是屈辱的容器，肉身被我们委任成众多的名堂，这样的符号杂耍，遮蔽了反思与怀疑，而行为艺术更是让这虚幻变本加厉。形式的繁复，以及这累赘的肉身，从反面印证了某种匮乏。

　　我们终于看到艺术还原成了现实，或者艺术就是现实，在羞辱所谓的想象力与创造力。但我们还是努力小心区分着新闻图片和摄影作品，如果说新闻图片仅仅是一个词汇，那么摄影就是完成的句子，在精心组织的表达里，发现艺术家是如此用心良苦。

　　如果正义不在场，宽容不在场，尊严不在场，精神不在场，但至少我们的眼睛在场，眼泪在场，张念拍下了自己的血滴、民工的眼泪、非典城市的面孔…都说艺术反对过度阐释，但艺术对现实的阐释过度，是必然发生的事情。如今现实高于艺术，而艺术要做的就是，骚扰现实。这骚扰里，包含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，呼唤现实从艺术中觉醒。

　　艺术家可以消亡，但艺术与现实终将生死相随。只有在艺术绝望到死的永恒状态中，现实才可能获得光明的眷顾。艺术家的流失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情，剩下那些极少数的人群，懂得幸福的秘密而无法拥有幸福，那是生活馈赠的补偿，这孤决的唯一的权利，属于还能够继续艺术表达的九死一生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