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人文主义”一词源于西方文化，又称“人本主义”，是指与神本主义相反的、以人为本的思想。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渐摆脱宗教神秘主义的束缚，出现了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潮。由于当时的人文主义具有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显著不同的特点，所以通常被称为中国古典人文主义。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基本特征。

    第一，现实主义。从春秋中期开始，季梁最早提出“重民轻神”的主张，而后子产又提出“天人相分”。春秋末年，孔子秉持并宣传“与命与仁”（既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不完全否定未知世界）的主张。“命”虽具有泛神论的色彩，但孔子更注重现实，强调现实生活中人的能动性。战国晚期，荀子甚至主张“制天命而用之”，号召人们改造自然、征服自然，使自然为人类服务。总之，从现实主义出发，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了一系列充溢着人文主义精神的主张。

    第二，倡导仁爱。在人文主义思想中，仁爱居于首要地位。儒家倡导仁爱，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。墨家则提出“兼爱”主张，即没有差别地爱一切人，这表面上看起来更伟大，但实践起来却很难，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，如果真的照此去做，会破坏等级制度。所以，孟子骂墨子的主张会导致人们“无君、无父”，破坏社会秩序。儒家强调只有仁爱才是现实之路，治世之本。

    第三，提倡礼治。“礼”是指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行为规范和礼仪。孔子强调“克己复礼”，认为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是危险的，会给社会成员带来灾难。不过，由于他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个理想的模式，所以到历史当中去找，主张按传统的周礼办事。后来荀子发展了孔子的主张，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礼法模式。礼治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政治路线。

    第四，重视道义。如果说“礼”是外部约束的话，“义”则是人们的自我约束和主观自律的原则。孔子提倡“礼”，但更强调“义”。在儒家看来，维护社会的良好道德秩序不应该是被动的，而应该是一个高尚人的主动的精神要求。孟子对儒家这一思想有更大发展，他提出要使“义”成为第一追求，认为它是人的根本价值所在。有的时候，人们不免会遇到“义”与“利”之间的矛盾，因为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，离不开物质利益，但这应该有一个限度和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“义”。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应该舍“利”取“义”，义无反顾。当然，这个“义”是以特定历史时代的道德标准为前提的。

    第五，强调学习。在先天禀赋和后天学习的关系上，孟子认为人之本性是善的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学习，以保持先天的善性，抵御现实生活中物利的诱惑；而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，因而人更应该注重学习，用社会知识改造自己，使自己适应社会，如果任凭人的本性发展，对社会将十分有害。孟子与荀子的主张从表面上看势如水火，实则殊途同归：都强调人们后天的自我学习和努力，强调人的自觉精神，使人成为高尚的社会化的人。

    第六；倡导诚信。人在社会中离不开交往，而人们之间的交往需要一个基本的准则，这就是诚信。诚是指对别人行为时的态度，应该真诚待人，不虚伪欺诈；信是对别人行为的反映，相信别人说的话，不猜疑别人。因此，诚信虽从两个角度立论，说的实则是一回事。一个对别人诚恳的人，往往也易于相信别人而一个狡诈的家伙，通常不会轻易信任别人。

    上述六点概括起来，就是传统所说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所谓“三纲五常”中的“五常”。从根本上说，五常是为三纲服务的，受三纲的制约。因而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具有两面性：一方面具有人本主义的特点，另一方面又具有古典社会色彩。这正是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的总特征。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对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在中国中世纪虽也曾再次受到宗教思潮的影响，但始终未能将中国社会拉回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愚昧状态中去。这是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的积极影响。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，我们应抛弃“三纲”，给“五常”注入现代内容，焕发其新的生机，使之成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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